《泾惠渠志》1990年

序
陈元方
生物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水是生命的三大要素之一。水、对人
类来说，是“不可须臾离也。”然而水之为物，又常常是桀骜不驯的。要使它
就范，服务于人类，就必须对它加以驾驭，给以合乎规律的利用，可化害为
利，否则，则害大于利，甚至有害无利。司马迁说：“甚哉，水之为利害也！”
一语道出了古往今来江河沧桑对人类的多少甘甜与辛酸！
我国地处东南亚季风区域，雨水不匀，旱涝不时，洪旱灾害几乎无年无
之，对农业威胁特甚，地处西北的陕西省尤其如此，故有识之士，咸知：“水
利举而百业兴”的至理，历代许多执政者都把兴水利、除水害作为发展农业
和治国安邦的第一要义，且事迹卓著，史不绝书。
恩格斯说：“农业生产常因缺水而引起地方性的歉收”，因而，“灌溉是农
业生产的必要条件”。
灌溉究竟起于何时？ 已不可考，有些学者认为，有农业即有灌溉，但迄
无定论，还有待于考证。陕西的灌溉事业，有史籍可考的，当推周代始祖公
刘引泉灌溉，事在3600年以前；战国末期（前246年），秦开郑国渠引泾
灌溉，也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
郑国渠的建成，实开陕西大型灌溉之先河。秦、汉、隋、唐虽历经沧
桑，累废累兴而经久不辍，宋、元、明亦代有建树，终因年代久远，“河日
下，渠日仰”，引水口节节上移，洪水威胁加剧，灌溉效益降低，引水少而
役使繁，得不偿失；迨至清季，不得已而“拒泾引泉”，灌溉面积所剩无几，
使引泾灌溉走向衰落。然而历史上泾渠管理之严密，组织之健全，制度之完
善，仍不失为历代楷模。

清末民初，旱魃屡屡猖獗，特别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和民国18
年（1929）年的特大年馑，关中赤地千里，饿殍载道，因而有复郑白、渭
白之议。适有我国著名水利科学家、蒲城李仪祉者，两次留德，学成归来，
怀着振兴中华水利的崇高理想，抱定“做大事，不做大官”的坚定决心，以消
除洪旱、拯民于水火为己任，为国家培养水利技术人才不遗余力，常思功追
郑国，造福桑梓。
民国11年（1922），李仪祉回陕，任省水利分局局长，兼渭北水利工
程局总工程师，筹划关中水利，踏遍仲山泾水，总结历代引泾工程经验，借
鉴西方科学技术，提出引泾第一、二期报告书，但因政局不稳，工款无着而
离开陕西。
民国19年（1930），杨虎城主陕，李仪祉应杨之邀再度返陕，任建设
厅长，主持陕西水政，开展引泾工程，经惨淡经营，奔走呼号，得省政府拨
款与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及檀香山爱国华侨捐款襄助，以工代赈，终于完成建
设泾惠渠之伟业，重振郑国渠之雄风。
泾惠渠实为陕西运用近代科学技术于水利之肇始，不但促使“关中八惠”
及陕南、陕北水利工程相继兴起，且为全国近代水利揭开了序幕，功在不
朽。
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泾惠渠的建设与管理进入新的历史阶
段，举凡健全组织，完善制度，均有不少成就。特别是几经投资改善和扩
建，使渠、井、抽水相结合，灌排相济，控制沼盐，修管并重，用水保证率
提高，灌溉面积扩大一倍以上，蔚为关中高产稳产之大型灌区，加之管理经
验之积累，及人才辈出等成就，均今非昔比，值得大书特书。
引泾灌溉之历史，自汉以来，散见于“二十五史”者颇多，宋、元以后，
特别是明、清两代，各种版本的《陕西通志》及引泾灌区各县《县志》，亦
多有记述。另有多种引泾专论、专志，如元代宋秉亮《泾渠条陈》、李好文
《泾渠图说》，明代袁化中《开钓儿嘴议》，清代王太岳《泾渠志》、蒋湘南
《后泾渠志》，民国年间高士蔼《泾渠志稿》以及历代金石碑文等，无不褒
郑国故事而思弘扬光大之，然而就其全面性，资料性，科学性而言，当首推
今日新编之《泾惠渠志》。新志结构严谨，篇目有序，资料翔实，体例完
备，图文并茂，文字质朴流畅，融历史成就与专业知识于一炉，远远高出历
代撰述，此不仅由于后来者居上，实由于我国社会主义优越的建设条件使

然。一编在手，古今纷陈，诚为陕西乃至全国灌溉事业发展之专著珍本，当
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极佳之乡土教材，具有存史与资治的功用，对于弘扬我
国优秀的历史文化，激励来者为光辉的水利事业献身均将发挥巨大的启迪与
鼓舞作用。
1990年9月10日
注：作者为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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